三通一达快递桐庐帮(2)

     1993年，申通在杭州市湖墅北路的一间破屋子里成立时，只有一副桌椅，一个沙发，六七个人。这位分公司经理说，很长一段时间，他晚上都是趴在老板桌子上睡觉的。

　　送件也苦。坐火车时常没座，抱着货站一夜。陈德军在上海骑自行车送货时，半年不到，翻烂了10张地图。

　　一直到2009年，新邮政法出台，他们才告别了黑户日子。此时，创业十多年后，申通才敢把“快递”一词加入公司名中。

　　很快，老乡们的赛跑就拉开了序幕。

　　加盟，是申通最先采用的有效“武器”。自上海、杭州、宁波之后，它迅速铺开了深圳、苏州、无锡等地的网点。“做了一年后，聂总给我四个人，让去苏州干。”当地分公司经理回忆。在那些空白的地方，先到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当圆通六年后进入苏州时，仅能分到申通业务量的1/10。

　　加盟制的特点是网点除了向总部缴纳保证金、中转派送费和信封面单费以外，自担成本，自负盈亏，从上到下都是“老板”。

　　徐勇认为，这是农村出身的老板对“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模仿，迅速扩张，又分散风险。

　　有趣的是，“双十一”前夜，马云接受采访时说：“所有快递人员把爸爸妈妈、二姨等都拉出来做快递，这是了不起的企业家创业精神。”而赖梅松却认为，这要归功于加盟制度，“忙的时候，加盟商加钱，快递员就能带动全家一起送货。国企和直营就不行，网点花钱要向上报批。加盟网络机制灵活，有发动群众的爆发力。”

　　之后进入的韵达、圆通、中通完全复制了申通模式。

　　但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因为加盟制“诸侯割据”。2010年起中通推行股份制，总部与网点员工都持有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赖海松说：“各方诸侯利益主体太多，每个人都要算自己的账，感觉到总部政策推行受到了阻力。”

　　不相往来，道路依然“相通”

　　就连他们新的总部，也都在十多年后搬到了上海的同一个地方。从过去到现在，他们几乎总是在相同的时点，作出相似的商业选择。

　　同为“桐庐帮”，“三通一达”间的合作却不多。

　　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虽然申通、圆通、中通老板同住上海佘山，但彼此间关系却颇为微妙。比如，在南方周末记者参加的一次申通举办的行业研讨会上，会前半小时，第一排桌面上分别摆了四位董事长的名牌。然而在开始前五分钟，除了申通自己的老总陈德军外，剩下三人的名牌都被悄然撤下。

　　“走出大山以后，他们相互之间是不沟通的，自己做自己的生意。”韵达一位元老级高管如此评价。

　　上海桐庐商会一位与这些老板都很熟稔的人士，则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但不相往来，却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高度“相通”。

　　就连他们新的总部，也都在十多年后搬到了上海同一个地方。2010年左右，四家公司先后迁到上海青浦区，在大片的荒地上展开了“圈地运动”。

　　那是江浙沪的交界处，也在上海发达的轨交线路都难以触及的地方。乘坐地铁2号线到达西段终点后，仍有约20公里的车程。

　　双向四车道的马路上灰尘弥漫，货车熙攘，路边满是厂房。向东北方向继续走，沿途是大片废弃的耕地，荒草间有零星民居。

　　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其中一家快递公司老板时，旁边的垃圾回收站焚烧垃圾，漫天烟雾，老板打电话叫人来处理，挂电话时随口便说了一句，“那个地方我要把它买下来。”

　　不只是对于总部地址的选择相同，从过去到现在，几乎总是在相同的时点，他们作出相似的商业选择。

　　例如，现在这些以亲戚邻里为高管的桐庐快递们，开始同时高薪外聘人才，管理层“换血”。韵达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引进外资管理团队，“花一两千万都没问题。”

　　相峰则是2013年6月进入圆通快递任总裁的，之前他先后就职于通用汽车和美国UPS公司。外资企业的工作习惯在他身上仍能看到，对于秘书倒水、递烟的每个动作他都会说“谢谢”，言谈间会跳出英文单词。

　　也比如，他们对危机的共同意识。

　　2013年11月11日20点左右，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先后突破1000万业务量大关，各项数据几乎均比去年翻了一番。

　　但电商的狂欢并没有让他们丧失警惕之心。

　　早在业务量激增的2009年，圆通决策层就已经担心当电商自建物流，快递企业怎么办。而申通杨浦公司胡经理说，他们讨论过这样一个画面，“也许两三年后，你一觉醒来，走到公司里面，发现一票货都没有了。”

　　“根据美国的经验，最后留下来的大型快递企业不会超过5家。”坐在韵达总部的办公室里，一位桐庐籍的负责人说，“在国内，京东代表的电商算一家，顺丰算一家，中国邮政算一家，可能以后菜鸟网络也是一家……‘三通一达’的机会不多了。”他掰着指头数完，留下一根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