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央铁腕反腐行动中，一批大企业老总相继落马，引发社会关注。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研究表明，与那些守法的企业高管相比较，因贪腐而走向犯罪的，往往也是所得薪酬最高的那部分人。
发生在2002年前后的美国大型企业丑闻最能说明问题。包括安然公司、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世界通信公司、英克隆生物制药公司等在内的23家巨型公司，均因涉财务丑闻而轰然倒地。这23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的平均年收益，高达6200万美元。
为什么拿着最高薪酬的企业家，仍然会如此贪腐呢？社会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梯尔在其专门研究“越轨”行为的专著中，称这一现象为“特权偏差行为”。具体地说，这些手中握有企业生死大权的老总们，除了内心的贪婪致使对金钱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之外，还有三个原因使他们铤而走险：
首先是权力的虚妄。按拉瓦拉等人的研究，在美国，大型企业高管不仅有经济权力，而且还有政治权力。他们的交往圈除了商界领袖，还有白宫官员和国会议员。每次总统与议会选举，他们更是候选人的游说对象，为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资助。长此以往，使得这些企业高管们产生一种“幻觉”：实际掌控这个国家的是他们。
其次是因公司过于庞大带来的“代理”问题。巨型企业的管理实际上是层层委托关系：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委托董事长，董事长委托总经理，总经理委托中层管理者……最终导致高层管理者几乎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尤其是结果脱节。加之他们对于“大而不倒”的自信，因此，他们的行为逐渐变得纯粹利己，而不是对股东负责。以《黑天鹅》一书而闻名的行为经济学家塔勒布分析说，在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了，导致房东死亡，那么，建筑师应被处死；导致房东儿子死亡，建筑师儿子将偿命。但在今天上市公司立法中，公司倒了，除非查出高管有贪腐等犯罪行为，否则公司高管不仅毫无责任，而且照拿高薪。
最后是政府监管缺陷。针对美国大企业高管犯罪，梯尔明确写道：“这些腐败的执行官是放松管制的产物，而这种商业管制在混乱中已经运营了20多年。”他举例说，在放松管制后，以下行为竟然是合法的：名义上把企业总部搬到海外以逃避税收，但高管们仍然在原地办公；一方面以压缩成本为由大量裁减员工，另一方面大量增加行政性支出；董事会内部随时可以决定提高薪酬，而无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但是，平时纵容企业高管为所欲为的政府，关键时刻却来“秋后算总账”。
以上三点，又被经济学家称为“大企业病”。
美国经济学家分析的种种现象及原因，当然是以美国为样本。但至少也对中国有启迪作用。在中国，特大型国企老总，不仅有经济权力，还享受行政级别，经济与行政权力集中于一身，也容易带来权力的虚妄；与西方股份制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实际上也是委托-代理管理模式，企业老总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再就是，因为强调企业自主经营，强调放松管制，国企老总的权力如何受约束，同样是个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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