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先生如泉下有知，必惊诧于友邦如此丰富的文字表述方式和扩张性政策的诸多实践变种版本。
马年中国经济的开局确实不太乐观，前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创2009年5月以来的新低，3月经济形势貌似虽有所反弹，但总体来看旺季不旺的迹象非常明显。我们认为导致目前中国经济疲弱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正处于三重断裂地带。所谓三重断裂就是增长的断裂带、改革的断裂带和全球化的断裂带。这同常常提到的“三期叠加”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目前经济的下行不是一个简单周期的问题，而是有着明确的结构性困难的特征。
第一个断层是增长的断层，准确说是发展模式的切换。以前的发展模式是GDP锦标赛，现在很明显这一模式被打断了。传统大干快上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像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转变。而模式切换的过程中，最先表现为微观调研中显示的基层官员的不作为，也不难理解，现在不让吃不让喝也不方便戴表，他们自然也没什么动力去做事和推进项目进展了。这一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方式逐渐退出舞台中央以后，按道理应该是民间投资会变得非常热切，但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则正好相反，我们发现民间资本出现了较明显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人质被绑匪绑久了之后，会对绑匪产生一定的心理依赖，若被释放之后可能还很不适应，还会回头去找那个绑匪寻求慰藉。目前经历的这段转型时期就存在这个问题，市场显然还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政府的更好的作用也还有待体现，这应该是短期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是改革的断层。过去近十年时间里，大的制度层面的改革出现了一定停滞，这也是导致市场对未来前景的预期较为纠结的重要原因。新一届政府大力倡导和推进改革，但是改革带来的红利释放要随后一段时期才会逐步体现。而且改革也分为快改革和慢改革，例如现在看来，金融领域的改革动作反而是最快的，不仅仅是利率、汇率的市场化，资本市场的改革也在衔枚疾走，最新的沪港通更是把资本账户的开放直接提到了日程表的前端。
但其他改革并未有效跟上，例如财政方面的地方独立举债的安排，融资平台的有效控制、以及银行方面的同业与影子银行的治理等改革，都还进展有限。而其他更重大的例如户籍、土地、国企改革等方面都还有待一些重大标志性的成功的范例出现，才能换来市场情绪的大幅提升和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这也是一个颇费时日的渐进过程，而我们担心各种改革衔接之间存在着的众多缝隙，也会阻碍改革效果的最大化。
第三个是全球化的断层。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三元分化的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体系不断得到强化，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实现了全球化大生产的大循环。但是，中国生产、石油国和金砖国提供资源、美国和欧洲消费，这一循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正在被打破。一旦这一循环被打断，中国对传统消费国的出口将趋势性的下降。特别是美国正在通过能源独立以及再工业化试图再次成为一个生产国和半资源国，这样全球化趋势就出现了衰竭。未来中国会通过新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等来做一些外需对冲，并最终会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循环。另外中国表示也会对TPP、RECP进行支持来参与新一轮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但再度启动新一轮全球化循环高潮仍然需要时间，所以在发达经济体增长明显减缓的同时，中国出口承担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个断层之外，短期来看二三线城市的地产市场、债务风险的逐步暴露、美国加息预期提前导致的全球流动性反转局等多重风险的存在，也使得未来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有所提升。这都使得二季度的宏观政策应对显得格外重要，不管是项目投资、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如果有一个不到位的话，今年经济下滑的趋势就可能很难止住。因此经济的持续疲弱，引起市场的普遍担忧，而关于宏观政策该如何应对的讨论也众说纷纭。再来一轮刺激吗？放任不管吗？显然都是难题。
在博鳌论坛，总理给出了信号——“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如果经济的低迷不是一时的呢？而且所谓强的刺激应该就类似于上一轮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四万亿这样的刺激，过往的强刺激政策，往往表现为量级上的庞大与投资方向的简单粗放。不可否认强刺激政策的效果会非常明显，经济形势得到了迅速提振，但它带来的弊端也是众所周知，留下的后遗症诸如产能问题的加剧、债务风险的累积等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其实回头来看当时最大的筹码和主动权都在中国手里——不过遗憾是一手好牌，被打烂了，如果4万亿和配套的地方20多万亿里面有一半是廉租房的话，现在可能已经走在转型的康庄大道上了。
那会不会有微刺激呢？目前看来貌似已经有些动作。铁路总公司调增了今年铁路建设目标，新开工项目由44项增加到48项，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由7000亿元增加到7200亿元，新线投产里程由6600公里增加到7000公里以上。数据显示，今年1~3月铁路建设投资完成610亿元，同比增长9%以上。
地方上，广东、海南、天津、江西、贵州近日公布今年的重点项目清单，投资额分别达36658亿元、17950亿元、8231亿元、6000亿元、2499亿元。此前四川、河南等省区市已披露的重点项目年度投资额超过1.6万亿元，15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计18万亿元，投资方向集中在交通、能源、水利、环保、民生等领域。
我们认为，未必需要强刺激，但不要排除微刺激，不是说不能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提升有效投资的刺激政策来进行适当对冲，特别是可以出现“克强式刺激”，它可能主要具备四个重要特征：效率兼容、民生兼容、改革兼容、转型兼容。这种政策的效果也将与以往大为不同，“稳增长”的效果会更加温和，在托底经济的同时实现提质增效、改善民生、推进改革、促进转型。
它首先应该是效率兼容的。加大“铁公基”等传统基建项目的投资，以及放松对地产市场的调控（不排除差别化放松可能），是传统经济托底政策常用的良招。与此不同的是，新届政府加大投资的方向也将由传统基建转向新兴基建，诸如城市轨交、管网建设、智慧城市、公共设施等。传统“铁公基”中的铁路建设，则会加大中西部铁路建设等。传统基建项目投资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当下进一步加大投资却会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而新兴基建项目投资，则会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力、提高城市间的运作效率与生活质量。
其次它应该是民生兼容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共有产权房）、农田水利投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等。为解决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存在的资金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由国开行成立专门机构单独核算，“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向邮储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筹资，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积极参与，重点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应当说棚户区改造、旧城改造、保障房建设等，可以在托底经济的同时，有效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态。除此之外，政府在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为小微企业减税。小微企业往往是吸纳就业的大户，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可以鼓励创业、吸纳就业，同时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
第三应该是改革兼容。例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到了财税领域的三项改革，包括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完善地方税体系，明确提出将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的规范化，一方面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更为范化的融资通道，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效遏制地方政府无序投资的问题，不为未来留下后患。特别是通过PPP方式来进行包括京津冀一体化在内的新一轮深度城市化建设，那就将改革蕴涵在刺激之中了。
最后是转型兼容。转型兼容体现在“稳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转型，体现在增长模式由传统投资驱动逐步向消费驱动转变。李克强总理在年度经济工作报告中提到，提到要把“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及“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促消费的政策将包括，提高对服务消费的政策扶持力度、促进信息消费方面的投资，以及降低物流成本等。产业结构升级，会通过鼓励或提高研发投入（例如抵扣税收）、提高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等实现；对于落后产业，则一方面鼓励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环保及能耗标准促进产业转型。
所以其实政策不用纠结在形式上的刺激与否，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精准发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方式，孕改革转型于有效投资之中，通过实施克强式刺激，来守住底线，稳定预期。
分享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