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建成首都副中心一事炒得沸沸扬扬，居然还真有人信，还真有人抢抓这个商机，据说北京、广东、浙江的土豪们都纷纷去保定圈地抢房了，周末北京往保定的高速公路居然都发生了拥堵！
自打最高领导指示要解决首都过度膨胀问题、“调整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以后，保定“副中心”的概念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虽然某些权威部门出来说是保定自说自话，河北方面也说仅是省里的自我规划，但市场上还是颇为认可这个说法，最明显的就是房价、股价一夜之间吹了起来-这大概是最为直接的两个指标了，上海自贸区不也是这样么，内容还空虚着呢，仅凭一顶帽子就把房价、股价炒上了天。
不能说市场听风就是雨，不好说偏听偏信者就是弱智，不便说一本正经在做“副中心”规划的各级政府纯属玩弄概念-但也总该考虑考虑怎么解决北京的问题吧！
确实，沿着目前的轨迹发展下去，北京将可能变成“死城”--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生活成本高企、只能掠夺消耗财富不能创造保护财富并且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户籍制度割裂族群，出现严重的生态、社会乃至政治危机。毫无疑问，北京的现状必须改变，现有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也必须改变。
但关键问题在于，向哪个方向变，怎么变？
看了北京市的基本解决思路，不得不说，照此操作，还是没戏！
先看战略定位：政治中心不能动；文化中心，现在不就是了么，“北漂”不早就成一个专有名词了么，可若要打造什么先进文化之都，嘿嘿，举国之力还没造出来呢，别说“都”了；国际交往中心，人流当然没问题，现在的首都机场就已经是全球客流量最大机场之一了，很多国际活动只要北京还是首都也一定会放在这里，可这跟转变有什么关系？如果雾霾依旧，恐怕很多活动还不适宜放在北京了呢，比如申办冬奥会，要求PM2.5指数在30以下，1月底2月初的北京怎么达到？所以要么不接，要么接了也是付出巨大代价去做，还不能一劳永逸，就象2008年奥运会过后污染依旧一样；科技创新中心，可不是只有大学、科研机构就行的，而北京除了机构多、人多、花钱多，还真不能说就具备了创新基础，现在北京的经济总量也够可观了，举出让人认可的几项创新看看？--恰恰不再提经济中心了。但假如真的不搞经济中心，甚至刻意分解经济功能，你看北京还能活下去么？
再看操作措施：控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搞“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把人口向新城、小城镇、周边地区疏解，真能做到吗？前些年也这么做了，结果把周边某些地方变成了“睡城”，工作还往市中心跑，反而加大了交通压力；清理一般产业，怎么清理？北京现在还在大力招商引资呢，三一重工不就搬过来了么，虽然搬的不是工厂是总部，但北京也不能只要总部不要工厂，缴税在北京制造在外地排放留外地吧，这岂不是要掏空地方？金融中心本来也是上海最适宜，可若把几大行总部迁去上海，北京也不干、银行也不愿吧？搞好规划、遏制“摊大饼”式发展，这也说了多少年了，一落到实处就让人汗颜，修了添堵的立交桥、遍地开花管住不管活的房地产项目，还在强化这一窘况；保护古都风貌，又是口头说说而已，一遇到实际情况还是利字当头，我女儿的学校位于西城古区，学校及周边房子又在拆迁，给金融街让路啊！何况，拆迁后新建的所谓文化街是那么回事么。搞京津冀一体化？北京外迁的低端污染企业人家不接，人家想要的高端优质项目北京也不给。把部分事业单位、央企迁去周边，比如说保定？这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
“副中心”的打造，在目前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只是搬迁部分行政、事业机构和企业，代价也会巨大到几乎不可承受。比如，即使转移50万人到保定，保定的各种基础设施是否能够容纳且不说，单是其搬迁费、安置费也会是个天文数字，这笔费用国家出、单位出还是个人出？如果是政府行为，凭什么让个人承担有关成本？假使有人自作聪明提出的搬迁出北京者可以保留北京户口，那意味着必须在两边都有住房，子女若在北京上学父母还要还来回跑，这岂不是北京自身压力没解决，又增添了北京、保定之间交通的压力？何况，转移50万人，对于总人口超过2000万的北京来说，根本无济于事！
选择让什么单位、什么人搬迁出北京，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部门里，有的机构留北京，有的迁到保定，依据什么标准选择？同样是企业，为什么有的企业可以留北京，有的就必须迁走？现在是法治社会，可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千万不要以为可以像几十年前一样，领袖一句话就可以让2000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百万人口的搬迁，意味着这些人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如果不是个人自愿选择，而是依靠行政命令强力推行，必然会造成长期、剧烈而且大规模的社会震荡，甚至危及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全。
如此考量之下，谁敢承担这种所谓疏解的后果？
北京之困，有人口密集之困、交通拥堵之困、产业结构之困、规划错误之困、空气污染之困、房价高企之困……但归根到底，是体制之困。高度集权，必然导致高度的资源集中；全国的人事权、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财政分配权、事务管制权……等等高度集中于北京，必然导致人口、资金、货物、信息、企业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各种资源向北京的过度聚集，最后顺理成章地把北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假如我们解决了行政审批问题，还会有那么多人到北京“跑部钱进”或贴近权力吗？国际上的超大城市都不是由于政府权力集中把人吸附过去的，而是自由迁徙状态下的民众选择。北京即使有严格的户籍限制，但权力的“磁吸”作用还是把人聚集到了北京（所谓北京机会多、好就业），这也给了那些至今还想通过户籍制度管制国民的人最好的驳斥。
假如我们解决了机构精简问题，还会有那么多政府官员汇集北京吗？虽然没有准确计算，但毫无疑问，官员或类官员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北京在世界各大城市中绝对是最高的。
假如我们真正解决了依法治国问题，还会有那么多人到北京上访吗？其他国家的首都有游行的，但没有上访的。
假如我们解决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还会有那么多企业把总部放在北京吗？银行会不会更愿意去上海、深圳，生产企业会不会更愿意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文化企业会不会更愿意去山清水秀的地方，会展旅游会不会更愿意去开阔敞亮的地方……
最后剩下的功能，政治中心是制度设置安排的，这是首都的核心功能；其他功能则是市场选择的，有关的要素集聚也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而行，北京是不是就不会是这样一方面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另一方面却又集聚了超负荷的人口和资源呢？
从根本上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问题，只有两条路：
一是迁都，剥离了政治中心职能，吸附要素资源的“磁铁”-高度集中的权力没有了，“磁吸效应”自然消失，北京的过度负荷就会立马减轻，最后剩下的才是自己本身最有竞争力的东西，如文化、旅游中心（顺便说一下，本人一直认为迁都是政治改革的根本一招，可以一举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牵制羁绊、轻装上阵进行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否则只是现有机构和人员的软磨硬泡阳奉阴违敷衍塞责就会把所有的改革搞黄了）；
二是改革，如果不迁都，但能把高度集中的权力改掉或放下去，有的放给市场，有的放给地方，有的放给民众，那么北京的权力“磁吸效应”也会大大减弱，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等要素自然会向其他地方疏解，北京的城市病也得以解决，起码会有所缓解。
建议在做北京市战略规划和“副中心”设计的大人物们好好学习、领会一下《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彻底、真正搞明白为什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从根上顺利解决北京市的城市之困；如果不从改革着手，还是汲汲于行政手段，依赖行政命令搞“疏解”，只会把事情越搞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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