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富差距大是举世公认的事。
著名的盖洛普研究所,历时六年、对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在这两个地方,2%最富裕者的收入,分别相当于63%和60%最贫穷者收入之和。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3%最富裕者的收入相当于54%最贫穷者收入之和。连拉美的贫富差距都比中国小,相应的数字是3%和56%;美国的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当,是4%和54%;日本的贫富差距则要小很多,5%最富裕者的收入只相当于46%最贫穷者的收入之和。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世界第二高,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略小一点。
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经济数据中,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显示贫富差距依然严重。
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如果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基尼系数为零;如果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为1。在实际中基尼系数介于0和l之间。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国际救援机构乐施会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最富裕的85人拥有的资产,相当于35亿最贫困人口的全部财产。此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有七成人口所在地的贫富不均现象比以前更严重。分配不公的不断扩大已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不利于世界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论坛出版的《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也指出,贫富差距扩大将是接下来十年内最可能出现的全球风险,街头暴力将更为频繁,各方利益相关者有必要协调步伐,应对风险。
大国中,贫富差别加大的两个大国即美国和中国。美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恶化。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不再拿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是拿走了一半。在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则为273倍。”2013年8月份盖洛普的民调也显示,20%的美国人称“在过去的一年里缺乏足够的钱去购买家庭所需食物”。2011年8月路透社的报道则说,美国有4600万人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度日。即便如此,大部分美国人并没有仇富心理。2012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曾就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富人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憎恶富人。同样,根据同年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要求政府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财富的不平等是特别重要的事;而其它80%的人关心的是如何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
美国人之所以对贫富差距比较坦然,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崇尚自由竞争,坚信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由于多年来存在这种精神,已经形成美国人的固有素质。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上,因此普遍不赞成通过税收等强制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美国富人的发家史基本上是清白的。1916年,最富有的美国人只有五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工作报酬,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五分之三。近10年来美国涌现的互联网新贵,比如盖茨、扎克伯格等,都在极短的时间里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因为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创意赚钱,其中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大家也都心服口服。
另外,美国富人的慈善传统源远流长,他们大量赚钱,也大量捐钱,很多人坚信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洛克菲勒开创了基金会这种组织化从事慈善的方式,盖茨和巴菲特都承诺在有生之年捐出绝大部分财富,巴菲特更提倡富人要多缴税,还有超过200名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富翁组成的“爱国百万富翁协会”,希望能够缴纳更多的税金,以平衡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税收不公的问题。
但在中国,这些背景都不存在。
中国社会的集中体制不鼓励也不存在个人奋斗的土壤,现在所谓成功人士本身就是掌权者或者是与掌权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没有权力的支持和勾兑也不可能发家致富。
军队里的谷俊山从小军官到大贪污者的过程就具体反映中国的富翁发家的特点。尽管他出身贫寒,但是娶了首长的千金就得到了护身符,为升官发财铺平道路。军队尚且如此,没有军队严格纪律的地方的腐败可想而知。2012年首富宗庆后有无家族背景尚不清楚,然而其他的大富翁无一不是高官子女或者女婿。
来源于权力的财富太快太容易,个人奋斗的成色不足,因此往往不知爱惜,出现了大量挑战公众接受底线的炫富挥霍行为。
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奢侈品第二大消费国。
自2011年起,中国人就超越墨西哥人和英国人,成为美国第二大海外房地产买家。在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等海外置业热门城市,境外买家中有20%~40%来自中国。2013年3月底之前的一年里,中国人在美购房总价值达123亿美元,占当年外国人在美购房总额的1/8,仅次于与美国比邻而居的加拿大,年增幅高达66%。值得惊叹的是,123亿美元的购房款中,有69%为全额现金支付。
2011年,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的中国人在中国拥有约33万亿元的资产,其中28万亿元的资产已经转移至海外,约占中国2011年GDP的3%。
在许多国家里,与韩国日本印度的留学生比较,中国留学生是最有钱的一批年轻人。有的中国留学生泡夜店一夜消费6000美元,每年花销10万美元只是这些富二代中的一般水平。“他们有钱聪明但是没有礼貌”,当代人如斯评价来自中国的年轻学子们。
由于国家体制的特殊,在中国没有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独立慈善机构。郭美美事件暴露了官方慈善机构的腐败,使得那些想通过捐款改善贫富不均现象的好心人疑虑重重,远避组织庞大效果低下而账目不清的中国红十字会。通过慈善等方式回馈社会的富人仍是少数,如陈光标这样的慈善家也仅仅是个人单打独干。
因此中国的贫富分化一方面比美国更严重,另一方面又缺乏公平公开的社会监督,缓冲贫富不均产生的社会矛盾,使得中国的社会仇富心理普遍存在,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发展。
贫富差距拉大,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萎缩,而中产阶级一向来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石。在许多国家,街头政治逐渐取代了议会民主,保护主义及排外情绪挤压了多边合作。反当权者及反精英的情绪,在社交媒体的协助下,迅速蔓延。街头政治的抬头,也改变了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态。在美国,誓言要解决纽约市贫富悬殊问题的德布拉西奥,成为20年来首名民主党籍的纽约市长。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茶党势力,在去年导致美国部分政府机关停摆,美国的两党政治的协商模式面临挑战。在欧洲,类似茶党的小政党林立,挑战主流政党。这些边缘组织代表愤怒群体及在全球化过程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些人缅怀过去简单的生活,他们排外,并将本身的困境归咎于上层精英的贪婪无厌及最底层的蹭吃蹭喝。
在中国,每年都要发生许多与仇富有关的严重事件,而富二代官二代的胡作非为又孕育着更多更严重的仇富事件。对于我国而言,壮大中产阶级的队伍对于缓解贫富差距加剧特别有现实意义。但是在解决低收入群的贫困,增加扶持力度的种种措施中,少的是减少高收入者财富的办法,结果买单者却是收入中等者。中产阶级的萎缩,最终形成富裕与贫穷两个大群体的哑铃状的社会。
期待进一步改革能够切实解决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现象,重点提高软实力,只有这样,中国才不至于陷入经济越发展社会越不稳定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