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正在热议的国企改革正掀起市场的强烈反应。国资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值约13万亿元，占A股整体市值的六成以上，其中金融服务、采掘和公共事业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国资占九成以上，其改革的巨大制度红利给市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
厉以宁先生接受采访时，重申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思路。厉老先生认为，混合制能够得国企规范、人才与民企创新灵活之长。经济重在资本的控制力，而不是资本存量，国资相对控股可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目前重点是产权多元化，一定要做到，没有完善的股权治理结构是无法建成的。一定要按照规范来做，才能让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优势，能够保障投资者权益。
国企改革急需打破行政垄断
最近，媒体逐渐揭露了“周滨贪腐案”的大致轮廓。周滨依靠特殊的权力背景，渗入石油行业，成为中国最神秘的隐身富豪，而“周滨家族”亦依靠这样的背景，在和石化相关的产业拓展其商业势力版图。只是这一切随着反腐败的升级而迅速崩塌。周滨的商业秘密并不复杂，其本质是凭借权力，参与分享国企的垄断红利。此案的本质一方面在于权力缺乏约束，一方面则源于国企制度的弊端，现有的国资监管机制并不能阻止掌握权力者对一些垄断性国企和垄断资源的支配，从而让国企成为权力变现的“白手套”。
若要吸取周滨贪腐案的教训，需要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同样也需要下决心推进新一轮的国企改革。
关于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怎么改，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有这方面的回答。决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解决方案，以及从管企业到管资产思路的转变。此后，各地根据自己的实情，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
不过，截至目前，各级国企改革大多按兵不动，值得关注的特别案例，倒是前不久刚启动的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日前，中石化董事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启动中国石化销售业务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议案》。议案中，董事会同意对中石化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全面重组，引入社会与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且授权董事长在社会与民营资本的持股比例不超３０％的情况下，行使有关权力。
３月３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被记者“围堵”再次回应此事，他表示“对于民资参股没有所谓的比例限制，取决于资金情况。”
舆论对此的关注点多在中石化探索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过，就中石化的改革方案来说，其实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进步。中石化、中石油乃至中移动等国有企业早都已经实现了在境外和境内资本市场上市，也可以说早就已经实现了混合所有制。因此，以混合所有制来看待中石化的改革，并非精准定位。更准确的描述或许应该是，垄断国企小心翼翼地将其垄断性业务向民资开放。
然而，周滨案则警示社会，新一轮国企改革更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建立混合所有制，更应该率先打破行政垄断。其中有两种方式，一是垄断国企可以将企业资产打包出售，寻找民资等合作伙伴，这正是中石化正在做的；二是，打破行政垄断，清除行业准入壁垒，将目前一些国企垄断的业务领域向民企放开。
国企的行政垄断不但严重伤害了市场公平，而且带来了更多权力寻租的空间。国企要想维护其垄断地位，必然要游说权力机关，甚至要依附于某些掌握权力的个人，这就极易让某些国企变成某些个人牟取私利的后花园。这也正是周滨案的本质特点所在。
“为卖而卖”的国企改革要不得
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将在两会期间递交一份提案，建议设立包括第三方专业人员及职工代表等组成的国企改制评估委员会，作为“裁判员”观察、监督国企改制的全过程。显而易见，这一建议意在通过建立第三方监管机构，防范新一轮国企改革过程中潜在的利益输送或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不可否认，由于各种原因，在此前的国企改制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利益输送的个别现象，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和流失，妨碍了国企改革功效的发挥，扰乱了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杜绝这一现象，在当前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的大潮中，国企在牵手民间资本的同时，要为确实需要退出的国有资本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新一轮国企改革，尤其是竞争性国企按照“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向推进股权多元化，必须要树立正确的认识。股权多元化并非国有资产“售卖大餐”，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企业产权配比形式上的“你多我少”，而是在引入社会资本的同时让各种资本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取长补短，更好地激发企业活力，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简单的“为卖而卖”不可取，且更容易滋生利益输送。
为杜绝出现“为卖而卖”的国企改革，确保国有资本有序合理流动，必须从源头上抓起，有勇气向经济领域的腐败说“不”，彻底斩断利益链条。“人情社会”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这一模式移植到经济领域危害极大，基于“人情”和金钱基础上的利益输送，不仅会导致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本被贱卖，更为严重的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产生逆向推力。虽然“人情社会”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变，但是当前我国反腐败的大旗已高高举起，“老虎苍蝇一起打”，为斩断经济利益链条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我们也看到，经历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母公司、子公司层层叠叠，情况十分复杂，需要相关各方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把各种渠道的腐败现象挡在门外。同时，要建立外部监管机构，监督国企改制的全过程，构筑起防范利益输送的“防火墙”。
改革能否借鉴金股制
根据中石化公布的数据，1999年已占用资本回报率5.12%，2000年10.13%，到2012年为3.65%，2013年上半年为3.88%。期间中石化的总资产呈几何级数上升，合并总资产从1999年的2769.1亿元，上升到2013年上半年的1.274万亿元，上升了4.6倍。傅成玉先生自己承认，资产回报率不高，已占用资本回报率也不高。而中石油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显示，企业内控基本失灵。
国企的股份制改革成为夹生饭，主因是中国文化缺乏股东之间公平博弈的土壤。混合所有制成功必须有前提，就是严厉的法治经济，对大小股东一视同仁的信托责任。
从历史眼光看，一些输血行为经由大型央企的不上市部分暗中操作，说明股份制有一定的阳光杀毒作用。在现阶段下，我们可以借鉴金股制。金股制既能提升国企的活力，也能保障在公益领域的政府控制力，更能防止在出售资产的过程中廉价向某些企业输送优质资产。
金股是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的创新之举，70年代后期国企的低效使英国低迷不振，通胀与失业率齐升，庞大的国有企业拖累了英国经济。不仅英国，经历两次大战之后，欧美各国都有大量军事体制所需的国企与准国有企业，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20年时间，经历了彻底的国企改革，直到东欧走向市场化为止。
国企改革有相同之处，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大约是，在竞争性领域偏向于全盘市场化，在公益色彩较浓厚的领域，相对谨慎。
英国的国企改革较为彻底，从1978年到1983年的第一阶段，出售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如英国石油公司、英国航空公司、爱默森国际公司和皇家军工厂。从1984年到1994年的第二阶段，主要涉及亏损较为严重的国企，以及公用事业和自然垄断性行业，包括天然气公司、航空公司、机场、钢铁、供水、造船、电力、全国公共汽车公司等。通常采用股份制改革、公开上市等办法。1995年以后的第三阶段，实行的是特许经营制如铁路、邮政等，因为这些行业必须提供补贴保障公共色彩。
中国国企完全竞争性的领域，如央企中的房地产子公司、旅游子公司、炼油子公司等，可以借鉴彻底市场化的办法，出售大部分或者全部股权。而在涉及公共事业的领域如天然气、铁路等，可以借鉴金股制度，政府只持有一股金股不干涉日常运营，但享有独此一份的否决权。
中石化正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出售的子公司可以用金股方式彻底退出，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拥有中石化的金股，平时绝不干涉，一旦公司破坏公用事业的公益性，就伸出无形之手。购买了央企子公司控股权的民资实现彻底市场化，遭遇金股干涉可以实行申诉与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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