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加拿大长大的纽约人，他历时三个月长途跋涉，从红都江西瑞金出发，最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潘亚当在重庆拿到摩托驾照
老人说他是“爱国”，年轻人说他不可理喻，在重走长征的路上，美国人潘亚当试图用双脚丈量这段久远的传奇，他厌恶被贴上某些政治标签，他说，他更愿意参与和记录这段正在变化的历史。
爱好中国革命史，喜欢研究红歌，甚至重走万里长征路，所有的一切似乎与一个身高1米94，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人格格不入。
潘亚当，24岁，在加拿大长大的纽约人，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历时三个月长途跋涉，从红都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经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省份，最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90余天，行程8000多公里，与当年几万名红军靠双脚爬雪山、过草地不同，潘亚当靠一台排量250CC的摩托车，完成了这次长征探考。
16岁时，潘亚当第一次到中国，8年后，他已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他说，来中国的初衷是想为自己打开一扇未知世界的大门，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窗口，如今，他已是一名历史学爱好者，同时时刻观察记录中国社会的巨变。“吸引我的不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是它带给整个社会的改变，我想参与其中。”潘亚当说。
“这才叫世界啊”
潘亚当本名是Adam Century.他是在高中历史课上知道中国长征的，当时他觉得，这更像是一个难以超越的传奇故事。在此之前，他心中的中国符号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孩子无异，武侠、成龙和乒乓球。
潘亚当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是一名犹太人，父母都是艺术学方面的教授，因为父亲是美国人，潘亚当也拥有美国国籍。从童年起，他就掌握了两门语言，回到家中，和父母说英语，出去玩儿，和小伙伴们说法语。多年以后，这也为他奠定了迅速掌握汉语的基础。
自打上学，小潘成绩名列前茅，且独立性强，不用父母操心，还是学校篮球、冰球和网球队的主力。十几岁时，潘亚当全家搬到纽约定居，那时，他就决定要出国历练。究竟去哪个国家？他说曾考虑过欧洲和非洲，父母建议他，可以尝试多接触陌生的文化。“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陌生，没有一种语言比汉语难学，那就去中国。”潘亚当说就这样选择了中国。
2005年，高二学生潘亚当作为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交换生，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他的名字直译中文为亚当，当时接待家庭的老师姓潘，潘亚当这个名字就产生了。
一入学，他就遭遇到了“中国特色”和文化冲撞：道路上自行车和机动车交错无序行驶；高中生的军训还有半夜行军训练；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的南京城——他所居住的纽约市，十几年的面貌几乎从未变过；他发现女同学几天都不会换一件外衣，这在美国高中是不可想象的；酒吧里播放的竟然是美国1990年代流行音乐；大街上，年轻人追逐的服装时尚似乎能看到美国十年前的影子。
不过，潘亚当说，他倒没有把这些看作落后，“这才叫世界啊！”他感叹道，原来不一样的文化，差别有这么大。一年后，他不仅带着新认识的世界，也带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回到了美国。
潘亚当以优异成绩进入全美排名前列的本科院校威廉学院，进入历史系，同时兼修日语。不过，大学期间的小潘几乎每年都寻找机会再回中国。
2008年，正值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潘亚当找到了一份为一家北京美国公司当中文翻译的差事；一年后，他又通过一个语言交流项目，到了北方冰城哈尔滨。他参观了731部队罪证遗址，寻访犹太人遗迹，并得知自己家族的先辈曾在这里生活数年，小潘喜出望外，“这是我与中国最大的缘分”。
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他不愿再透露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因为每个中国人的回答都惊人一致：“犹太人太聪明了。”小潘深感不安，对某个民族正面模式化的肯定，或许潜伏着对另一个民族的歧视。
接着，小潘又申请到一个在清华大学历史专业学习的机会，中国历史，特别是革命史从此走进了他的世界。不仅如此，他还喜欢上了中国红歌。他说，第一次听到《学习雷锋好榜样》时，他感觉到，歌词和旋律都在描述一个“令人兴奋而遥远的中国”。有时，在大学图书馆看书，他还会无意识地哼起《红梅赞》，“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
他的美国同学和亲友不理解什么是红歌。“这么说吧，就是中国的披头士，是中国老一辈人喜欢的歌曲。”潘亚当解释说，研究中国革命史，红歌是无法忽略的，它直接展示出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风貌，歌词背后烙刻着浓烈的时代背景。“就像不听爵士乐，你很难深入研究美国三十年代的文化一样。”
毕业前，潘亚当申请了富布赖特奖学金，申请项目是到中国重庆研究红歌。富布赖特项目是中美两国政府的教育交流项目，审核严苛，奖学金丰厚。2011年10月，小潘申请时，重庆红歌开展得如火如荼，不过，他拿到奖学金出发时，已是2013年2月。红歌潮，已经在重庆消失了。
研究项目落了空，小潘想起了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中国革命史和长征。那就用这个机会试试重走长征路吧！他决定。或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观察这条路上的人民这几十年来的变化，重新审视长征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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